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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路宏

几天前，美国联邦法院就华为诉美国政府一案向美国政府及其部长发出法院传票。传票规定，美国政府应在收到传票后60天内(但不包括收到传票的日期)给予答复，否则将被视为违约。

3月7日，华为依据2019年《国防授权法》(ndaa)第889条起诉美国政府。该规定于2018年生效，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也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华为客户签订合同或向他们提供补贴和贷款。华为认为，该条款违反了《剥夺公共权利法案》的规定和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美国政府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单独惩罚华为。

华为的最后一战是最后一招。目前，全球5g技术竞争处于白热化状态，也成为中美经济竞争的新前线。谁赢得这场引领未来的智能技术竞赛，谁就有更多的发言权。虽然美国在全球5g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华为也在5g领域建立了巨大优势。迫使美国利用5g领域的综合实力和世界最大的力量压制华为，这使得华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例如，自从美国以所谓的“安全问题”为由推出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以来，“打电话给朋友”的美国人希望其盟友“阻止”华为，并试图将该公司排除在5g建设之外。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做出了积极回应。

幸运的是，事情总是有两面性。近日，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首次谈到美国政府对5g的态度时表示:“首先，我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大人物。最初的5g不为普通人所知，但现在这些大人物都在谈论5g，我们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因此我们赢得了更多合同。”目前，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最大市场是欧洲，德国拒绝直接封锁华为设备，而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也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希望继续与华为在5g领域合作。

针对华为对美国政府提起的诉讼，北京高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志军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本案中，提起诉讼的不是华为的中国公司，而是华为的美国公司。那么，海外投资实体在美国设立的公司是否当然享有与美国公司相同的权利？美国国会能因为投资实体的资金来源而区别对待不同的企业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美国国会制定的授权法案没有错。相反，华为的说法可以成立。

然而，目前，当所有问题都基于国家安全时，美国法院也会考虑这些问题。毕竟，目前各国都有地理边界。在这种情况下，华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共识。

类似的案例，如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起诉美国政府。2017年9月，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担心俄罗斯政府干预为由发布禁令，要求联邦机构从计算机中移除卡巴斯基软件产品。随后，美国国会将禁令写入了预算法案。同年12月，卡巴斯基实验室(Kaspersky Lab)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声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发布上述禁令之前，实际上没有给该公司辩护的机会，从而剥夺了该公司的正当程序权利。然而，卡巴斯基的诉讼最终被驳回，美国法院认为，禁止使用卡巴斯基产品是一种“预防性而非惩罚性”的措施。然而，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范围大大超过了对卡巴斯基的限制，而卡巴斯基只有在联邦政府才有，对华为的限制甚至包括接受美国联邦贷款的企业。

尹志军认为，在司法审查制度的案例中，有许多案例政府败诉。应该详细研究具体案例。就因为中国公司三一重工在2012年起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胜诉，华为也应该胜诉。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最大的区别是三一重工通过审查奥巴马政府当时的总统令赢得了此案，但华为现在面临一项法案。从三一重工诉美国政府一案来看，华为的“反击”无疑将是一场硬仗，该案持续了近两年才最终被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