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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在谈论人工智能的伦理学，但那时我可能对几十个人感兴趣。现在，成千上万的人愿意参加这个主题的会议。”耶鲁大学生物伦理中心科学、技术和伦理主任温德尔·瓦拉克告诉《国家商业日报》。

当人工智能的伦理建设逐渐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时，中国的参与正是时候。作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会议(icgai)的发起者，瓦拉克主持召开了纽约峰会，汇集了众多人工智能行业的领袖，并于5月21日前往北京参加由泰和智库主办的中国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网络建设研讨会。虽然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这里的发展氛围。

“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发展得太快，形成了一个系统，但由于它们极具颠覆性，我们应该尽快采取行动，让伦理和技术的发展同时进行。”瓦拉克告诉记者，“我觉得这个过程在中国会非常快。”

科技与伦理应该同步发展

“一项新技术诞生后，总是要经历快速发展阶段。当我们没有考虑我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时，我们很快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些技术总是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厌倦了控制这些变化，没有时间去思考。通常，当变化开始放缓时，就会进入调整阶段。”瓦拉克说。

例如，在英国，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的童工问题直到19世纪才进入国家层面的立法解决程序。时间已经推进到了现在，当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轮工业革命正在兴起的时候，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当科学技术还没有形成体系的时候，伦理可以被及时引入，从而更顺利地建立起伦理治理机制。

清华大学施瓦茨曼学者学院院长蓝雪在研讨会上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阶段”。“因为中国实际上错过了前三次工业革命，尽管它错过了一些机会，但它也从中受益——我们不必太担心道德风险。”他说:“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已经进入工业革命技术开发和应用阶段，所以这个问题被列入议程。”

在瓦拉克看来，培养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同步发展的匹配思维方式尤为重要。面对颠覆性的科学技术，世界需要掌握这种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的判断能力。

然而，根据瓦拉克的观察，中国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设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几年前，中国只有少数技术人员在谈论伦理问题。现在，许多大公司已经将此视为一个重要问题。”他告诉记者，“我已经看到了这里的发展土壤。”虽然我不知道现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有多广泛，但我觉得发展过程会很快。”

参与国际治理可以在国内启动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可以进入世界前两名，而中国人口众多，其参与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机制将影响太多人。”基于这一认识，瓦拉克在探索建立全球人工智能网络时，很早就开始考虑中国的参与。

不过，瓦拉克也明白，更多国家的参与也意味着难度的增加。“尽管一些国家提出了伦理原则，但它们仍没有具体的实施路径，因此仍有必要在全球层面建立新的标准。”瓦拉克指出:“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建立全球网络时会有许多不同之处。”

面对这个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在瓦拉克看来，这可以首先从国内的角度来考虑。“首先，中国可以澄清其发展人工智能伦理和公共福利的想法，例如，重视伦理问题，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并将这种对话扩大到公众层面。”

他提到了一种权衡方式——当人工智能和公共福利发生冲突时，你可以选择一种谨慎的监督方式。在为科学技术留出一个适度发展的空的同时，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有条件地解除禁令，以便公众能够以这种方式理解人工智能伦理的界限。

此外，他还认为，在人工智能等专业领域，政府也可以吸纳更多科学家和技术从业者的声音，做出更具前瞻性的决策。

“现在，虽然每个国家的伦理学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中国的人工智能伦理生态已经开始建立。”瓦拉克说:“我认为，中国在参与国际机制建设方面有更大的责任，最好是加快步伐。”

编辑曾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