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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21日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相关数据，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专家表示，经济增长进入转型期，经济质量稳步提高。随着促进消费和稳定投资等稳定增长政策的实施，预计2019年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重质量”的新阶段，应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优化服务业，寻求长期增长动力。

经济总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018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实现。”国家统计局局长纪宁哲表示，总体上，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达到了新的水平。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位居世界五大经济体之首。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近8万亿元。按平均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表示，根据同期公布的人口数据，201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4500元，按不同汇率折算方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00-10000美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Color表示，中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表明中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尽管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通缩风险加大，但整体经济仍在合理区间运行。

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专家认为，经济需要一定的gdp增长率，但增长率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提高质量更重要。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部长石成表示，尽管“增长率”面临压力，但中国经济的“质量改善”仍在稳步改善。一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制造业高端发展势头依然强劲；第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促进消费和稳定投资的政策努力

“2018年，消费拉动gdp增长5.0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长0.9个百分点，成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垫脚石’。”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庆表示，在商品消费增速下降的背景下，消费拉动的增强主要是由于居民服务消费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加快。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主要影响因素是汽车相关消费的负增长。展望未来，2019年消费增长率可能在8.7%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可能超过75%。

2019年，宏观政策将继续大力扩大内需，重要任务是促进消费增长。随着消费促进政策的出台、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高、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的减免以及个税改革的稳步推进，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三个制约因素:一是近年来住宅抵押贷款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住宅行业杠杆水平的提高；第二，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需求仍将受到基础和政策的抑制；第三，股市的调整和理财产品收益率的下降将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王庆表示，2018年投资将拉动gdp增长2.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放缓造成的。从近两个月的情况来看，摩根士丹利华新首席经济学家张军表示，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两个月回升，为经济基本面带来了一定支撑。

预计2019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更加灵活，经济结构的积极变化有望增强增长势头。预计将出台进一步的减税和减费政策，并在更多地方专项债务的支持下加快基础设施投资。与此同时，外部形势将有所改善。

在政策支持方面，石成认为，“宽金融”与“宽信贷”的良性联系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需加强。随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空的政策有望进一步扩大。展望未来，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从项目审批和资本准备走向实质性落地，“大金融”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疏通作用预计将进一步加强。因此，预计一季度社会融资类股同比增速将稳步上升，接近名义gdp增速，信贷期限结构也将得到改善。

工业升级两轮驱动

虽然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基本面是好的，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在不断改善。连平表示，近几年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短板补货五大任务逐步取得成效，产业清算将带来高质量发展势头。中国的科技研发能力逐步增强，越来越多的领域逐渐接近或达到世界前列。技术创新也带来了新兴产业的崛起。科技板块有望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而跨区域的协调发展也将带来产业联动效应，这将为空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消费等内需的发展。

石成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放缓和提高质量”时期，产业升级主要由两轮驱动，一轮是制造业向高端发展，另一轮是服务业向高质量优化。

在服务业，石成说，德国的经验可以借鉴。早在1980年，德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已经上升到53%，超过了其他两个产业的总和。在此基础上，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依次超越社会服务业和流通服务业，成为服务业中的主导产业，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尽管各国在具体路径上存在差异，但生产性服务业已上升至主导地位，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完成“减速和质量改善”的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大国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