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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供应方结构改革的实施路径

目前，以“削减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化、降低成本、改善薄弱环节”为切入点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已在各地启动。许多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简单而狭隘的认识，即供应方结构改革就是要完成这五项任务。在这方面，有必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分析，拓展相关知识。

根据“释放-吸附-重组”因素的运动规律和长周期理论所指示的技术方向，可以看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考虑一个“三步走”战略，既有顺序性，又有紧密的关联性。首先，释放低效和过剩领域的因素，这体现在完成五项任务上，即“削减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化、降低成本和改善薄弱领域”。第二，深化体制改革，系统优化制度因素的有效供给，促进竞争性金融主体的自由流动。第三，积极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新经济，推动基于“互联网+”战略的传统产业升级，形成优化要素配置的“升级版”,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5.1 .从低效和过剩领域释放因素:以五大任务为切入点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削减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化、降低成本、改善薄弱环节”五大任务，主要是针对以往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以促进市场清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第一，积极稳妥地“削减过剩产能”,优化供给结构。目前，重点是钢铁、煤炭、水泥、造船和电解铝，这五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提高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等标准。治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释放有价值的因素。当前，要特别注意防止行政力量在削减过剩产能过程中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对少数大型企业来说，如果它们被认为是“落后产能”中不可逾越的组成部分，无疑可以采取行政措施，迅速而容易地“关闭、暂停经营，使它们与其他企业合并或转移到不同的生产线上”。然而，面对总计超过1亿的所有市场参与者，政府没有能力识别大多数中小企业，以区分落后的生产能力。真正有效的机制是推进“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发挥其促进公平竞争的作用。甚至所谓的“产能过剩”的分界线实际上也是浮动的和不确定的。ppp等“有效投资”的创新机制可以在一夜之间将部分过剩产能转化为非过剩有效产能，因此“削减产能过剩”的实质是形成正确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而不是依靠政府严格限制过剩产能后关闭。第二，去库存化，即消化供应方多余的房地产库存。目前，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严重，已成为拖累经济的重要因素。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应合理结合多种政策措施和经济杠杆，积极化解这部分房地产存量，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第三，防范风险，降低杠杆，确保经济安全。近年来，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它既包括较高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也包括较高的非金融企业负债率，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个合理可行的风险控制方案来防范和化解风险因素。第四，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成本”。目前，我国各类机构交易成本过高，尤其是“五险一金”以外的税收、行政性收费等隐性成本。，给公司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需要在公共财政和税收、金融、社会保险、流通、能源和清洁治理等领域采取措施。合作降低公司成本。第五，改善薄弱环节，扩大有效供给，即弥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足和瓶颈，如精准扶贫、素质教育、全纳医疗、多种形式的养老、城乡基础设施升级、重大科技创新问题、“三农”发展等从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5.2 .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

供应方结构改革的本质属性是“克服困难”。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要素流动存在明显的不当限制和约束，这不可避免地与现存的制度障碍和过度垄断有关。因此，必须深化改革，降低门槛，消除障碍，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历史原因，正在努力减少产能过剩、去杠杆化和去库存化等。都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国有企业首当其冲。改革的方向应坚持政企分开，明晰产权，符合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机制，实施混合所有制的战略性重组，使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实现双赢。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目的是规范政府行使其权利的方式，管理和控制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精简政府并下放权力。一方面，政府应该摆脱对大量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强化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职能。，遵循“大部制”和“扁平化”的原则，系统地改造整个政府组织，优化市场环境，释放经济和社会活力。

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基金是市场经济的血液。投资是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持因素，需要与融资的杠杆匹配，有效地防范风险。鉴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多元化金融产品严重短缺、金融风险因素频发等。在中国金融体系中，要积极引入多元化金融和投融资主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宏观金融审慎监管，推进互联网、ppp等“新金融”和投融资新机制建设，支持深化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公共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公共财政是政府与企业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公共权利体系与公民之间的财政分配制度的中枢机制，也是基本经济关系的中枢机制。要坚持分税制改革的大方向，按照扁平化原则，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结构。遵循“相应的政治权力赋予政府权力、财政权力、税基、预算、产权和债务融资权力”的制度原则，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自上而下转移资金的现代多层次分税制财政体制。从而形成了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方案。它将促进税收制度的转变，税收制度将由直接税取代间接税。合理形成地方收入体系，深化预算制度等。形成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分配和调节机制。

技术体制改革。创新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当务之急是在教育改革的基础上破解“钱的斗bt ”,培养人才，通过科技改革，创建符合科研规律的创新体系，长期支持基础科研，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的融合。对于“买不到”的高端技术，在特定领域，依靠原始和自主创新难以推进。对于中高端技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先“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然后实现“集成创新”，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

土地制度和房地产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房地产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它们关系到国计民生格局的优化。政府在配套改革中需要长期规划、精心把握和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等流转机制上。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征地、拆迁和补偿。我们应该积极总结重庆“土地票”的实践经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和深圳的做法，解决本地人的土地和遗留的历史房地产问题。该州已经出台了房地产登记要求，并有明确的时间表。《物权法》规定，用益物权到期后自动更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立法，适时推进房产税改革。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克服困难，解决各种冲突，开辟通向长期稳定的新路。

优化人口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改革。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支持因素。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老龄化社会压力的迫近，中国应该在“普遍二孩政策”之后继续优化和调整人口政策。中国应该果断地从以计划生育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控制模式转变为以良好的产前保健、提高人口质量和鼓励生育为重点的人口战略。同时，大力推进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真正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5.3 .优化要素配置:大力推进实体经济升级，积极发展新经济

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非效率剩余领域的要素，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旨在按照市场规律优化要素配置，提高供给方经济体制的质量和效益，解放生产力。从以往对长期周期的理论理解、当前世界产业结构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要求来看，可以判断，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的因素将不可避免地流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新经济发展。换句话说，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衡量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否成功的主要指标是实现实体经济的升级和新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供应方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重振实体经济。以制度和科技为切入点，以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突破“天花板”,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历史上，中国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前增长极地区都采取了“拆笼换鸟”的改革来调整经济结构，这表明了劳动力成本低、土地开发潜力大等比较优势。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支持中国一路走向“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的呼声逐渐消退。必须进行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清空笼子”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传统制造能力被转移到中国不发达地区或周边经济体。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生产能力从国外转移到中国的原因。“变鸟”就是实现产业和产品的升级。然而，如果一个笼子被清空，但一只鸟没有被替换，那么向上跳的“天花板”将不会被打破，它将会丢失。以温州为代表的挫折已经敲响了警钟。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供应方改革的第二个根本目标是大力发展新经济。新经济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的经济创新和发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基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产生了新的行业、新的业务类型和新的业务模式。第二，传统产业接触“网络”(“互联网+”)的新空间和新领域。它涉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例如新兴产业和商业类型，如“第三产业”中的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和基于社会化生产的新定制生产等。在“第二产业”中，“订单农业”有利于促进第一产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家庭农场、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等。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一个最受互联网欢迎的国家。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2015年)，截至2015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6 . 88亿，甚至超过整个欧盟的人口。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移动互联网用户的规模为6 . 2亿。无线网络覆盖率显著提高，互联网用户wi-fi使用率达到91.8%。相应地，中国的网络经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目前，中国占据了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的四个。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其2015-2016财年的总交易额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它已经超越沃尔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平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为38773亿元，比上年增长33.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32424亿元，增长31.6%。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6349亿元，增长42.4%。一些国际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零售市场的在线渗透率将攀升至22%，总市场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以尚处于成长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为例，其发展势头更令人惊讶。根据《中国工业报告》的结论，2015年中国工业市场份额达到19560亿元，主要集中在金融、生活服务、交通、产能、知识和技能以及短期住房租赁等六大领域。在共享经济中，约有5000万人参与提供服务(包括平台公司约500万名员工)，约占总劳动力的5.5%。据保守估计，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总人数已超过5亿。展望未来，预计未来五年共享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将在40%左右。到2020年，共享经济在gdp中的份额将超过10%。新经济所展现的巨大潜力和空间，为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衰退带来了希望，也代表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沿和大方向。从全球来看，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入口处”。预计中国将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追求新经济的高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重返世界之巅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是利用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同时实现供应方结构改革的“前发优势”。

6.结论

简言之，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不应局限于中国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中遇到的具体困难，还应将其纳入200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和国家竞争层面的“上个世纪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化”。简而言之，人类目前正处于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五波周期的下行期，而这正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变综合形成的大背景。

第二，供给方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机制是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技术创新、制度和管理五个因素的不同组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体效率。基于这五个要素及其运动规律，作者构建了供给方要素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模型，即供给方要素在效率导向下形成的“外向释放”、“内向吸引”和“重组”三种运行过程。作者指出，所谓的经济增长过程是各种因素不断寻求更高回报的动态过程。这种过程是否顺利取决于五个因素中制度因素的供给。换句话说，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为要素创造更自由、更灵活的条件，以在流动中寻求最大回报，并提供更丰富的机会。因此，这直接指向了中国经济改革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建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且至关重要的中国命题——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第三，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相关理论模型，本文指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是释放低效和过剩领域的因素。重点是完成“削减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化、降低成本和改善薄弱环节”的五项任务。二是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深化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金融、财税、科技、教育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三是优化要素配置，大力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数字经济。总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有着清晰的时代背景、长远而深刻的视野和突出的现实意义。借助理论模型进行深入思考，然后通过优化和改善供给方因素的组合，准确把握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基础。总之，供给方面的竞争因素能否顺利释放、流动、重组或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顺利转移，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机制和必要的制度安排。考虑到整体形势，中国的供应方结构改革意在“以问题为导向”。改革要准确把握阻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发挥有效制度供给的主导作用，解决当务之急，从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抓住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机遇，必须利用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同时实现供应方结构改革的“先发优势”。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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