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浙大否认研发“隐身衣”：技术上暂时没法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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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木东

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金融风险开始暴露。在改革自身的同时，金融业也承担了更多的任务，比如服务实体经济。如何理解当前的金融风险？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兼顾实体经济？监管者和机构如何做出适应性调整？就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经济研究部主任赵昌文。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最近，一些中小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率高、资产质量下降的问题。你认为银行业的整体风险有显著增加吗？你如何看待这次上涨？

赵昌文:最近，一些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商业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也明显上升。第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比上季度末上升0.12个百分点。这表明，显性风险意义上的银行风险确实在上升。

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风险的表现。综合考虑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后，这并不一定代表资产质量的恶化。

具体来说，本轮不良贷款率上升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在严格的监管环境下，不良贷款的确认标准明显变得更加严格。最近，监管当局敦促银行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提供充足的贷款分类，真正反映信贷风险。受此影响，逾期超过90天且以前未被确认为不良贷款的贷款被确认为不良贷款，这导致不良贷款的风险敞口加快。这种不良贷款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资产质量恶化。第二，企业去杠杆化，不良贷款及时暴露。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居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首，存在大量过度负债企业甚至“僵尸企业”，因此有必要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化。在去杠杆化过程中，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增加。据初步估计，今年上半年，广义企业部门的信贷增长率已降至7%左右。流动性增量的减少将使一些负债过多的企业难以借新还旧，导致违约和不良贷款增加。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股票风险的明确和及时的暴露。从总账的角度来看(即综合考虑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后)，不一定代表资产质量的恶化。

然而，有必要警惕住宅贷款，尤其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快速增长。纵向而言，银行体系面临的房地产风险仍在增加，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需要比最近不良贷款率上升更多的关注。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那么，银行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吗？可控性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赵昌文:总体而言，银行风险仍然可控。风险应对能力是决定风险能否得到控制的关键因素，我国银行业的风险应对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一方面，金融风险防控的主动性和前瞻性明显提高。严格的不良贷款认定标准和大力推进企业部门去杠杆化，是主动及时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敢于“亮剑”和“揭开盖子”的体现，也是显著增强“风险意识”的体现。同时，及时暴露风险有利于避免债务进一步积压和风险进一步积累。时间改变了to/きだよきだよきだよききだだよき.另一方面，从盈利情况、贷款损失准备金等指标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补偿能力仍然较强。

未来，银行风险将保持在可控水平。但是，有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需要满足:第一，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从国际经验来看，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与经济中的过度房地产有关；二是宏观杠杆率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财务风险的来源是高杠杆；第三，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成效，金融风险状况是实体经济运行状况的一面镜子。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一些私人实体的破产和违约是经常发生的，这给金融监管带来了一些启示吗？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央行下半年电视工作会议都强调风险防范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些因素也考虑在内了吗？

赵昌文:实体违约和破产的增加，尤其是大型实体，可能会给金融监管带来四点启示。首先，我们必须坚持强监管和去杠杆化的方向。通过对典型违约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破产或违约实体企业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即过度负债、长期负债和多元化过度投资。从对症下药的角度来看，必须坚持强有力的监管和去杠杆化，避免提供过度负债、长期负债和过度投资的货币和金融环境。二是要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实现风险的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违约的爆发往往会带来数百亿元的债务风险。如此巨大的债务风险在其积累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控、预警和及时的干预机制。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弥补监管的不足，促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完善，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第三，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需要加强。从全社会来看，债务风险处置不应止于不良贷款的转移、回收和核销，而应实现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和动能转化。目前，债务风险处置仍存在诸多障碍，这就要求财务管理部门为债务处置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四，要以风险防范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应对金融机构过度规避风险的行为，特别是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不敢做”、“不能做”和“不愿做”行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更好地与服务实体经济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上述因素。一方面，我们应该避免简单地将服务实体经济理解为增加融资。没有安全和稳定，什么都谈不上。在过度负债和金融风险防控压力的背景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另一方面，只有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特别是服务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才能更好地防范提高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率的风险。在风险防范和严格监管的背景下，促进金融机构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过度风险规避行为，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特别是尽职豁免机制，打破“不敢做”、“不做”、“不愿做”的制度、结构和技术壁垒，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未来监管政策将如何进一步优化？

赵昌文:今后，严格监管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优化监管政策的重点是进一步完善风险处置政策体系，鼓励金融机构持续服务实体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目前金融业的发展是否正处于调整期，即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和金融工具，旧的制度安排和金融工具不能马上收回？监管和金融机构如何协调和平衡才能更好地度过这一阶段？

赵昌文:当前金融发展确实处于调整期。其基本背景是主要金融矛盾的变化，即从总量意义上的发展不足转变为金融发展失衡不足与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对优质金融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调整期的方向是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可以看出，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明显下降。截至6月底，其他接受存款公司(银行)的资产增长率已降至6.9%。

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监管者和金融机构都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其中，监管当局应树立“监管就是监管”的理念，推进金融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完善，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机构应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制度，应用金融技术，创新业务模式，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